76年我妈改嫁，临走前塞给我一个布娃娃，拆开后里面全是金条

1976年的夏天，燥热得像一口密不透风的锅，把整个筒子楼蒸得人心惶惶。

我叫陈默，那年十岁。

记忆里的那个下午，我妈，赵秀丽，正在收拾一个破旧的棕色人造革箱子。

箱子的锁扣早就坏了，只能用一根牛皮绳勉强捆着。

她把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叠了又叠，每一件都像是她脸上凝固的愁容。

那个男人，我未来的继父，姓张，叫张建国，就靠在门框上。

他身上有股我不喜欢的烟味和一种更说不清的、属于陌生人的味道。

他冲我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说：“小默，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没理他，我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妈。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

那个下午，整个世界都缩小了，只剩下箱子开合的“咔哒”声，风扇有气无力的“嗡嗡”声，还有我心里那头拼命撞墙的困兽。

“妈，你不走了行不行？”我终于还是没忍住。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指尖捏着一件我的旧背心。

眼泪“吧嗒”一下，砸在背心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圆。

张建国走过来，手掌粗糙地按在我的头顶，力气大得让我觉得他想把我的脖子按进胸腔里。

“大小伙子了，怎么还跟娘们儿似的。你妈跟我去城里，是享福去的。”

享福？

我看着他那双打了补丁的解放鞋，和我们家唯一一把没豁口的暖水瓶，心里冷笑。

享什么福？跟着他，去另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我妈终于转过身，蹲下来，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

她的怀抱还是那么暖，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可我知道，这温暖马上就要不属于我了。

“小默，听话。”她在我耳边说，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妈不能带你走……张叔叔家……条件不好，孩子也多……”

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那你就别走！”我吼了出来，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她把我抱得更紧了，紧得我快要喘不过气。

“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除了这句，她再也说不出别的。

张建国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拉了拉她的胳膊，“秀丽，车快来了。”

我妈松开我，从身后拿出一个东西，硬塞进我怀里。

是个布娃娃。

娃娃的脸是用白布缝的，眼睛和嘴巴是黑线绣的，针脚歪歪扭扭，看起来像在哭。

身上穿着一件红格子的小衣服，也是旧布料做的。

整个娃娃摸起来很沉，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硬邦邦的。

“拿着。”我妈的语气突然变得异常严肃，她抓着我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这是妈给你做的，晚上抱着它睡，就像妈陪着你一样。”

她顿了顿，嘴唇凑到我耳边，声音压到最低，带着一股凉气。

“千万，千万别弄丢了。也别让任何人……特别是你爸那边的人知道。”

我爸，那个模糊又遥远的名词。

他和我妈离婚好几年了，早就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孩子。他那边的人？他们甚至都不记得我的存在。

我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她已经站起身，被张建国拉着，头也不回地朝楼梯口走去。

我抓着那个丑陋的布娃娃，冲到走廊上。

“妈！”

她的背影顿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她只是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消失在楼梯的拐角。

门没有关，屋里空荡荡的，只有那只没捆好的箱子，像一张咧开的大嘴，嘲笑着我的孤独。

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十岁前，有妈在的、虽然穷但还算完整的家。

另一半，是十岁后，抱着一个布娃娃，在空房子里独自面对的、漫长的黑夜。

继父张建国，成了这个家的“男主人”。

他搬了进来，带来了他的东西：一个铺盖卷，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盆，还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烟草味。

他睡在我爸妈原来的床上，我睡在旁边加的小床上。

我们之间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却像隔着一条冰冷的河。

头几天，他试图扮演一个“慈父”。

他会笨拙地给我做饭，一碗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的面条。

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皱巴巴的水果糖，硬塞到我手里。

“小默，叫声爸听听？”他搓着手，脸上带着讨好的笑。

我把糖扔在地上，转过身，用后脑勺对着他。

他脸上的笑僵住了，在原地站了很久，最后默默地把糖捡起来，揣回兜里。

从那以后，他很少再主动跟我说话。

我们的交流简化到了极致。

“吃饭。”

“嗯。”

“我出门了。”

“哦。”

这个所谓的“家”，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唯一的活气，是我怀里那个布娃娃。

我恨它。

我恨它那张哭丧的脸，恨它身上我妈留下的最后一点气息。

有好几次，我冲动地想把它扔掉，扔进楼下的垃圾堆，或者一把火烧了。

可每次举起手，我妈那句“千万别弄丢了”的嘱咐就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响起。

我最终还是没能下手。

我把它藏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我都用后脑勺对着张建国，脸埋在枕头里，死死地抱着它。

布娃娃硬邦邦的，硌得我生疼。

可这种疼，却让我有一种扭曲的安心感。

好像这样，就能证明我妈还和我连在一起。

日子像掉色的布，一天比一天苍白。

张建国在附近一个建筑队打零工，每天早出晚归，带回一身的尘土和疲惫。

他把大部分钱都寄回了乡下老家，留给我们俩的，只够勉强糊口。

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白菜、萝卜和土豆。

肉，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奢侈品。

邻居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

“唉，这孩子，可怜见的，妈就这么走了。”

“那个姓张的，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能真心对孩子好？”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在我耳边飞。

我假装听不见，把头埋得更低。

学校里，我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去。

“没妈的野孩子。”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叫我。

然后，这个称呼就像瘟疫一样传开了。

他们抢我的作业本，在我的桌子上画乌龟，在我背后起哄。

我开始打架。

像一头被逼到角落的野狼，用我还不算坚硬的牙齿和爪子，去撕咬每一个挑衅我的人。

我不在乎输赢，我只想让他们疼。

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张建国很快就被老师叫到了学校。

他听着老师的训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香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回家的路上，我们俩一路无言。

我以为他会打我，或者骂我。

他却什么都没做。

直到进了家门，他才掐灭烟头，瓮声瓮气地问我：“为什么打架？”

“他们骂我。”我梗着脖子。

“骂你什么？”

“……”我不想说。

他叹了口气，像是瞬间老了十岁。

“以后，别打了。”他说，“打赢了，手疼。打输了，脸疼。划不来。”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坐在床边，借着昏暗的灯光，给我那件被撕破的衬衫缝扣子。

他的手指粗大、笨拙，被针扎了好几下。

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

那一刻，我心里的冰，似乎裂开了一道微小的缝。

但缝隙很快又冻上了。

因为我想起了我妈，想起了她也是这样，在灯下给我缝过衣服。

对她的思念和对张建国的怨恨，像两股力量，在我心里反复拉扯。

我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依赖那个布娃娃。

我开始跟它说话。

在没有人的时候，我把它从枕头下拿出来，对着它那张可笑的哭脸，絮絮叨叨地讲学校里的事，讲邻居的闲话，讲我对张建国的不满。

它是我唯一的听众，是我不能说的秘密的唯一容器。

转眼到了冬天。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生疼。

筒子楼的暖气跟老头的喘气似的，时有时无。

我生病了，高烧不退。

整个人像被扔在火上烤，又像被丢进冰窖里。

张建国半夜被我的呻吟声惊醒。

他伸手一摸我的额头，被烫得“嘶”了一声。

他二话不说，给我穿上他那件厚重的棉大衣，把我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背起我就往医院跑。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和我的喘息声。

他的后背很宽，但并不厚实，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背脊的骨头。

他跑得很快，棉大衣的领子一下一下地打在我脸上。

我烧得迷迷糊糊，趴在他背上，闻到的不再是讨厌的烟味，而是一股汗水和尘土混合的味道。

那味道，一点也不好闻，却让我莫名地想哭。

到了医院，挂号，看急诊，打针。

他跑前跑后，那个平时看起来有些木讷的男人，在那一刻，显得异常利索。

我在病床上打着点滴，他就在旁边守着，眼睛熬得通红。

我半睡半醒间，感觉他一直在用温热的毛巾给我擦脸，擦手。

他的动作很轻，很笨拙，就像他给我缝扣子时一样。

天快亮的时候，我的烧退了。

我睁开眼，看到他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块湿毛巾。

窗外的天光，给他的侧脸镀上了一层灰白色的光。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鬓角，已经有了白头发。

出院那天，他去结账。

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他。

口袋里，他早上塞给我的两个还带着热气的煮鸡蛋，暖着我的手。

我突然觉得，或许，他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

或许，我应该试着……接受他？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我狠狠地掐灭了。

不行。

他是抢走我妈妈的坏人。

我怎么能接受他？

如果我接受了他，就等于背叛了我妈。

我心里筑起的那道墙，刚刚裂开的缝隙，又被我用更坚固的冰，重新封了起来。

我对他的态度，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更冷。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眼里的那点光，又黯淡了下去。

我们俩，又变回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我对那个布娃娃的“感情”，却在日益加深。

我开始更仔细地“研究”它。

我发现它的肚子部分，缝线特别粗糙，和我妈其他地方的细密针脚完全不一样，好像是后来拆开又重新缝上的。

而且，里面的填充物，硬得像石头。

我捏了捏，隔着布料，能感觉到里面是一块块长条状的硬物。

这是什么？

木块？还是别的？

我妈为什么要往里面塞这些东西？

一个疯狂的念头，毫无预兆地跳进了我的脑子。

那天，张建国出门上工了。

我反锁上门，心脏“咚咚”地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把生了锈的小剪刀，手抖得厉害。

剪刀的尖头，对准了布娃娃肚子上那道粗糙的缝线。

我犹豫了。

万一……万一里面什么都没有呢？

万一我拆开了，就再也缝不回去了呢？

这个娃娃，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我妈那句“别让任何人知道”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这里面，一定有秘密。

我睁开眼，眼神变得坚定。

剪刀“噗”的一声，戳破了布料。

我顺着缝线，一点一点地，把线头挑断。

一个口子被慢慢撕开。

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

不是棉花，也不是木块。

是一层油布，包得严严实实。

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我把手伸进去，掏出了那个油布包。

很沉，比我想象的要沉得多。

我把油布一层层打开，手指因为紧张而变得僵硬。

油布里面，是厚厚的棉布。

棉布里面……

当最后一层棉布被揭开时，我的眼睛被一道黄澄澄的光刺痛了。

那光芒，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那么不真实，那么刺眼。

是金条。

小小的，长方的，一共十根。

每一根上面，都刻着细小的花纹和数字。

它们整整齐齐地躺在棉布上，像一排沉睡的士兵。

我“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脑子里一片空白。

金条……

这么多金条……

我妈，她……她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金条？

她为什么要藏在娃娃里给我？

无数个问题，像炸弹一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不是个完全不懂事的孩子，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那个年代，私藏黄金，是天大的罪名。

被发现了，是要杀头的。

巨大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瞬间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猛地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把金条重新包好，塞回娃娃的肚子里。

可那个口子，已经被我剪开了。

我找不到针线，只能把破口往里掖了掖，然后死死地把娃娃抱在怀里，塞回枕头底下。

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冲到水缸边，用冷水一遍遍地泼在脸上。

镜子里，我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纸。

那一天，我没敢出门。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吓得魂飞魄散。

张建国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蜷缩在床角，用被子蒙着头的我。

“怎么了？”他问。

“……没事。”我的声音从被子里传出来，闷闷的。

他伸手想来摸我的额头。

“别碰我！”我尖叫着打开了他的手。

他的手僵在半空中，然后，默默地收了回去。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变得更加敏感，更加警惕。

我像一个守着惊天宝藏的乞丐，外表褴褛，内心却被巨大的秘密和恐惧填满。

我不再和任何人打架，我怕引起注意。

我上课认真听讲，放学立刻回家，我怕在外面多待一秒，家里的秘密就会被人发现。

那个布娃娃，成了我的梦魇。

我既害怕它，又无法离开它。

我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好几遍枕头下面，确定它还在。

我常常在半夜惊醒，一身冷汗，梦见有人发现了我的秘密，狞笑着朝我扑来。

张建国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和疑惑。

他几次想跟我谈谈，都被我用沉默挡了回去。

我们之间的那条河，变得更宽，更深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守着的，不仅仅是十根金条。

我守着的，是我妈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留给我的、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的……爱。

还有，一个能把天都捅破的、巨大的谜团。

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我像一个走钢丝的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内心深处，那十根金条灼烧着我，让我不得安宁。

我开始疯狂地想念我妈。

我想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告诉她，这个秘密太沉重，我背不动。

可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没有地址，没有电话，没有一丁点音讯。

有时候，我会恨她。

恨她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天大的包袱扔给我一个孩子。

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想她。

想她温暖的怀抱，想她做的虽然简单但可口的饭菜，想她絮絮叨叨的叮嘱。

张建国依旧每天打零工，依旧把大部分钱寄回老家。

我们家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

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看着碗里清汤寡水的白菜，又看了一眼枕头。

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拿一根金条出去，换成钱。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吃肉，可以买新衣服，我再也不用穿带补丁的裤子了。

可我该怎么换？

去哪里换？

我一个半大的孩子，拿着一根金条招摇过市，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黑市？

我连黑市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巨大的诱惑和巨大的恐惧，在我心里反复交战。

那几天，我像个游魂一样。

上课走神，吃饭发呆，眼睛总是时不时地瞟向枕头。

张建国终于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一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有看他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三国演义》，而是坐在床边，给我削一个苹果。

他削得很慢，很认真，长长的苹果皮一圈圈垂下来，没有断。

“小默，”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心里有事？”

我没接，摇了摇头。

“是不是……想你妈了？”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流了下来。

我不想哭的，尤其不想在他面前哭。

可我忍不住。

这段时间积压的恐惧、委屈、思念，在这一刻，全部决堤了。

我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放声大哭。

枕头下面的布娃娃，被我的眼泪浸湿了。

张建国没有说话，也没有来拍我的背。

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等我哭。

等我哭累了，抽噎着停下来，他才把那个苹果，又往前递了递。

“吃吧，补充点水分。”

我鬼使神差地接了过来，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苹果又脆又甜，汁水顺着我的嘴角流下来。

“有事，就跟我说。”他说，“虽然我不是你亲爸，但只要我在这儿一天，这个家，就没塌。”

我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看着他眼里的真诚。

我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想把一切都告诉他。

但理智，最终还是战胜了冲动。

这个秘密太大了，我不能把他也拖下水。

“我没事。”我擦了擦眼泪，声音沙哑，“就是……就是想我妈了。”

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睡吧。”他说，“明天还要上学。”

他躺下了，背对着我。

黑暗中，我听见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妈回来了。

她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连衣裙，站在门口，笑着对我说：“小默，妈回来接你了。”

我笑着朝她跑过去，却怎么也跑不到她身边。

她离我，永远都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

时间走到了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改变着一切。

街上的颜色，从单调的蓝、灰、黑，开始变得五彩斑斓。

空气里，多了一股躁动不安的、充满了机遇和欲望的味道。

我上了初中，个子蹿得很快，喉结也冒了出来。

我和张建国的关系，没有变得更亲近，但也不再那么剑拔弩张。

我们像两个合租的房客，在同一个屋檐下，维持着一种相安无事的默契。

他依然打着零工，但工钱比以前多了些。

我们的伙食，也偶尔能见到一些油星了。

我把那个藏着秘密的布娃娃，从枕头下，转移到了一个更隐秘的地方——我床下的一块活地板下面。

我用油布把娃娃又裹了好几层，装在一个铁盒子里。

我不再每天晚上抱着它睡觉，但我隔三差五，就会把地板撬开，看一眼那个铁盒子。

只有确定它还在，我的心才能安稳。

我成了我们那一片有名的“学霸”。

我拼命地读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一方面，是因为读书能让我暂时忘记那个沉重的秘密。

另一方面，我隐隐有种预感：知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那十根金条，是悬在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潘多拉的魔盒。

它们能给我带来财富，也随时可能给我带来杀身之祸。

我不能依靠它们。

我要靠我自己的脑子，走出一条路来。

初中毕业，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建国破天荒地买了一只烧鸡，打了半斤白酒。

他喝得满脸通红，话也多了起来。

“好样的，小默！”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给咱老张家……不，给咱老陈家争光了！”

“以后上了大学，有了出息，别忘了你妈。她……也不容易。”

他又一次提起了我妈。

这些年，这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禁忌。

我愣住了，看着他。

“你……知道我妈在哪？”我颤声问。

他摇了摇头，给自己又满上一杯酒，一饮而尽。

“不知道。”他说，“她走的时候，只说去南方。那么大个南边，去哪找？”

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当年……我其实不想让你妈走的。”他喃喃自语，像是在说给我听，又像是在说给他自己听。

“可她说，她留下来，会害了你。”

“害了我？”我心头一震，“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张建国晃了晃脑袋，明显是喝多了，“她就这么说的。她说，她是个不祥的人，谁跟她沾上关系，谁就倒霉。”

“她还说……让我好好照顾你。她说，欠你的，她下辈子再还。”

说完这些，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却一夜无眠。

“留下来，会害了我？”

“不祥的人？”

我妈的形象，在我心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那个布娃娃里的金条，和这个秘密，又有什么关系？

高中生活，比初中更紧张，更辛苦。

我住校了，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撬开那块地板。

看到铁盒子安然无恙，我才能松一口气。

高二那年，出事了。

张建国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摔断了腿。

我接到电话，连夜从学校赶到医院。

他躺在病床上，右腿打着厚厚的石膏，高高地吊着。

脸色苍白，嘴唇干裂。

看到我，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没事……小伤……”

医生把我叫到一边，表情严肃。

“你爸的腿，是粉碎性骨折，很严重。”

“我们医院的条件有限，建议你们转到省城的大医院去做手术，不然，这条腿很可能就废了，以后走路都会是问题。”

“手术费……大概需要五千块。”

五千块。

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脑子里“嗡”的一声。

张建国一年的工钱，加起来也才几百块。

我们所有的积蓄，可能连五百块都不到。

去哪里弄这五千块？

我看着病床上那个因为疼痛而不断冒冷汗的男人，看着他那条被打上石膏的腿。

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两个字：

金条。

那个我一直逃避，一直恐惧的东西，在这一刻，成了唯一的希望。

我别无选择。

我必须用它。

用它去救这个……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在我生病时背着我跑向医院，在我考上高中时为我买烧鸡庆祝的男人。

我把他，当成了我的责任。

我跟张建国说，我回学校找老师同学凑钱。

他红着眼眶，嘴唇哆嗦着，一个劲儿地说：“别去……别去求人……爸这条腿，废了就废了……”

我没听他的。

我连夜赶回家。

撬开地板，打开铁盒，拿出那个布娃娃。

我的手，再一次颤抖起来。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即将要面对命运的决绝。

我剪开娃娃的肚子，从里面，拿出了一根金条。

金条冰冷，沉重，躺在我手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问题来了。

怎么把它变成钱？

直接拿去银行？不行，来源说不清，等于自投罗网。

当铺？八十年代的城市，当铺早就绝迹了。

唯一的途径，还是黑市。

可我依然不知道门朝哪开。

我揣着那根金条，在街上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转了好几天。

我去了火车站，去了长途汽车站，去了所有鱼龙混杂的地方。

我用眼角的余光，警惕地观察着每一个人，试图从他们脸上，找出“黑市贩子”的标签。

可我一无所获。

他们看我，就像看一个行为诡异的。

我快要绝望了。

张建国还在医院里躺着，多拖一天，他的腿就多一分危险。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

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叫“耗子”。

他学习不好，早早就辍学了，整天在社会上混。

据说路子很野，什么都懂一点。

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通过以前的同学，找到了他。

我们在一个昏暗的小饭馆见面。

耗子还是老样子，瘦小，精明，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

他抽着烟，听我支支吾吾地说明来意，脸上露出一种了然的笑容。

“金子？”他吐了个烟圈，“多大的？”

我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把那根用手帕包着的小金条，推到他面前。

他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拿起金条，用牙咬了咬，又对着光看了半天。

“好东西。”他点点头，“哪来的？”

“你别管。”我紧张地说，“你只要告诉我，能不能换成钱。”

“能。”耗子笑了，“当然能。不过，这玩意儿现在是紧俏货，价格可得我们说了算。”

“多少？”

“市价一克八十。我给你……五十。”

他砍了一刀，将近一半。

我的心在滴血。

但我没得选。

“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你把东西给我，三天后，还是这儿，我把钱给你。”

“不行！”我立刻拒绝，“我信不过你。”

把金条给他，三天后，他要是不认账，我哭都没地方哭。

耗子耸了耸肩，“那就没得谈了。小默，不是我不帮你，这行有这行的规矩。我拿货，也得先给上家看。空手套白狼的事，没人干。”

我陷入了两难。

我死死地盯着耗子，试图从他那张嬉皮笑脸的脸上，看出一点破绽。

最后，我一咬牙。

“我跟你一起去！”

耗子愣住了，“你疯了？那地方是你能去的？”

“要么，你现在给我钱。要么，我跟你一起去见你上家。你自己选。”我豁出去了。

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我更怕人财两空。

耗子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无奈地笑了。

“陈默啊陈默，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小子胆子这么大。”

“行，算我服了你。跟我走吧。”

耗子带着我，穿过七拐八绕的小巷子。

越走，光线越暗，空气里的味道也越发混浊。

最后，我们在一扇不起眼的、掉了漆的木门前停下。

耗tole 敲了三下，一长两短。

门开了一道缝，一个阴沉的脑袋探了出来。

“耗子？什么事？”

“三爷，有点好东西，给您过过眼。”

门开了。

屋里很暗，只点着一盏昏黄的灯。

一个干瘦的老头，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手里盘着两个核桃。

他就是“三爷”。

他的眼神像鹰一样，锐利，冰冷。

他扫了我一眼，然后目光落在了耗子身上。

耗子点头哈腰地，把金条递了过去。

三爷接过金条，没有用牙咬，也没有对着光看。

他只用两个指头掂了掂，然后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官窑货，民国三十六年的。”他淡淡地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摩擦。

我心里一惊，他竟然连这个都看得出来。

“小孩儿，这东西，哪来的？”三爷的目光，转向了我。

那目光，像两把锥子，要把我从里到外看穿。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按照事先跟耗子商量好的说辞，硬着头皮说：“我爷爷……留下来的。”

“你爷爷？”三爷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以前……做小生意的。”

“是吗？”三爷把金条在手里抛了抛，“我怎么觉得，这东西，像是从哪个女人的首饰盒里拿出来的？”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他怎么知道？

“三爷，您别吓唬孩子。”耗子赶紧打圆场，“东西保真，价钱……您看着给。”

三爷没理他，眼睛依然死死地盯着我。

“说实话，东西哪来的？”

我咬着牙，不说话。

我不能说。

打死也不能说。

“有骨气。”三爷突然笑了，但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行，我不问了。”

“这根条子，五两，也就是50克。按市价，四千块。”

“我给你……三千五。”

比耗子给的价高多了。

“但，我有个条件。”三爷话锋一转。

“什么条件？”我问。

“以后，再有这种货，必须先卖给我。”他说，“价钱，好商量。”

我明白了。

他看上的，不是我这一根金条。

他看上的是我背后那个“莫须有”的货源。

“好。”我点头。

“爽快。”三爷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厚厚的“大团结”，数出三十五张，递给我。

他又拿出十张，递给耗子。

“这是你的茶水钱。”

耗子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我把那三千五百块钱，紧紧地揣在怀里，心脏还在狂跳。

这钱，太烫手了。

走出那个小院，重见天日，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耗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行啊你，陈默，三爷那关，没几个人能这么轻松地过去。你小子，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

我没理他。

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赶紧去医院。

我凑了剩下的钱，一共凑了五千块，给张建国办了转院手续。

我骗他说，钱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捐的，还有一个慈善机构的赞助。

他信了，一个劲儿地抹眼泪，嘴里念叨着：“好人多……好人多啊……”

我把他送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缓缓开走，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用我妈留下的东西，救了我妈的“敌人”。

这算不算一种讽刺？

火车消失在远方，我却久久没有离开。

我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找我妈。

我一定要找到她，问清楚这一切。

我有了钱，有了可以到处走的资本。

虽然这钱来路不明，用起来心惊胆战。

张建国的手术很成功。

他在省城待了三个月，回来的时候，虽然走路还有点跛，但腿总算是保住了。

他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

他不再抽那么多烟，话也多了，看我的眼神，充满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近乎于“慈爱”的东西。

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

他好像想把这十几年对我亏欠的父爱，一次性全都补偿回来。

我对他，也不再那么抵触。

我们之间那条冰冷的河，似乎开始解冻了。

但我心里的那个结，却越系越紧。

我开始了漫长的、秘密的寻母之路。

我妈走的时候，只说去南方。

南方那么大，从何找起？

唯一的线索，就是张建国醉酒后说的那句：她去投奔她丈夫的家人。

她改嫁的男人，叫张建国。

这是一个在那个年代，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我去派出所，想查同名同姓的人。

警察叔叔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

“全国叫张建国的，没有十万也有八万，我上哪给你查去？”

线索断了。

但我没有放弃。

我一到放假，就揣着钱，坐上南下的火车。

广州，深圳，福州，厦门……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乱撞。

我一边走，一边打听。

我问那些上了年纪的街道主任，问那些派出所的老户籍警。

我描述我妈的长相，说出她的名字：赵秀丽。

可每一次，换来的都是失望。

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我藏在家里的金条，一根，又一根地，通过耗子和三爷，变成了我寻亲路上的盘缠。

三爷很守信用，每次都给我一个公道的价格。

他也从不追问我的货源，只是偶尔会用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看着我，说一句：“孩子，悠着点。这碗饭，不好吃。”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可我停不下来。

找不到我妈，我的人生，就永远缺了一块。

高考结束，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张建国高兴得像个孩子，请了街坊邻居，摆了好几桌。

席上，他喝多了，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有出息了……小默有出息了……”

我看着他斑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心里一阵酸楚。

这些年，他真的老了。

去北京上学前，我把那个只剩下八根金条的铁盒子，从地板下取了出来。

我把它，交给了张建-国。

他看到盒子里的东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这……这是……”他指着金条，手指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我把这些年的所有秘密，所有压抑，所有恐惧，全部对他和盘托出。

从我妈离开那天，到我发现金条，再到为了给他治病，第一次卖掉金条……

我讲了很久，很久。

张建国就那么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

等我讲完，他“啪”地一声，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我他妈的混蛋！”他红着眼，声音嘶哑，“我让你……让你一个孩子，背着这么大的事……这么多年……”

“我不配当你爸……我不配……”

他捂着脸，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走过去，抱了抱他。

“不怪你。”我说，“都过去了。”

“这些东西，你收着。”我把盒子推到他面前，“以后，别再去工地上拼命了。找个轻松点的活儿，或者干脆别干了，好好过日子。”

他猛地摇头，“不行！这东西，我不能要！这是你妈留给你的！”

“她留给我，也是为了这个家。”我说，“爸，你拿着。我去北京上学，用钱的地方多，以后还得靠你接济我呢。”

我故意说得轻松。

我们俩推来推去，最后，他还是收下了。

他把那个铁盒子，藏在了他床头的暗格里，藏得比我当年还要小心。

我去了北京。

大学生活，像一扇五彩斑斓的大门，在我面前豁然打开。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

我依然没有放弃寻找我妈。

我利用课余时间，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查阅南方的各种地方志和档案。

我还给南方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社写信，希望他们能帮忙刊登寻人启事。

但都石沉大海。

大二那年，耗子突然来北京找我。

他混得比以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