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里的中国年

七十年代末的山村，腊月的风里总裹着一股子甜香。那是各家各户蒸年糕的味道，混着晒在墙根的腊肉香，还有孩子们兜里偷偷藏着的冻梨甜，在光秃秃的树梢间打着转，把年的脚步越吹越近。

村东头的王木匠家早早就支起了案子，他那上小学的闺女正趴在旁边，手里捏着红纸铰窗花。小姑娘的手指还嫩，剪出来的“福”字边角有点歪，却透着股认真劲儿。“爹，你看这鱼尾巴像不像咱家池塘里的？”她举着刚剪好的“年年有余”，红纸上的胖鱼瞪着圆眼睛，鳞片用细密的锯齿纹勾出来，沾着点没抖干净的纸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闪着暖光。王木匠手里刨着给灶王爷新做的神龛，笑着应：“像，比池塘里的还精神！贴到水缸上，明年准保鱼满舱。”

墙根下堆着刚从供销社换来的年画，用粗麻绳捆着，解开时带着油墨特有的腥香。有《五谷丰登》，金黄的玉米堆得比人高，戴红头巾的姑娘抱着麦穗笑出俩酒窝；有《连年有余》，胖娃娃光着屁股坐在莲叶上，怀里的红鲤鱼尾巴翘得老高；还有《穆桂英挂帅》，刀马旦的靠旗绣得花花绿绿，枪尖上像要挑出火苗来。村里的媳妇们凑在一起挑年画，手指划过纸面时总要轻轻摩挲，“这张娃娃胖，贴堂屋准招财”“我家小子就爱穆桂英，说长大了要学她耍枪”，笑声混着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声，把土坯房烘得暖洋洋的。

孩子们早早就把过年歌谣挂在嘴边，跳皮筋时唱“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踢毽子时念“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到了三十儿这天，天还没亮，家家户户的烟囱就冒起了烟，蒸馒头的热气裹着蒸汽从窗缝钻出来，在玻璃上结一层白雾。男人们踩着梯子贴年画，浆糊是用白面熬的，带着点面香，往墙上一抹，年画边角一按，胖娃娃的笑脸就牢牢粘在了墙上，连墙皮的裂纹都显得喜庆了。

日头偏西时，爆竹声开始零零星星地响。先是谁家的小子点燃了一挂“小鞭”，噼啪声脆生生的，惊得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接着，大人们开始准备“开门炮”，红通通的爆竹卷成盘，用竹竿挑着，在院里摆得整整齐齐。有手巧的媳妇端出刚剪好的窗花，往窗纸上一贴，红鲤鱼、胖娃娃、聚宝盆，一下子就把土坯房衬得亮堂起来。

天黑透了，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年画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忽然，全村的爆竹声一起炸响，“噼里啪啦”的声音铺天盖地，像千万串珠子在半空炸开。孩子们捂着耳朵欢呼，大人们站在院里笑，炮仗的硝烟混着年夜饭的香气飘满村子。有老人哼起了老调子：“爆竹声中除旧岁，鼓乐喧天迎新春”，声音不高，却被风送得很远，和着此起彼伏的欢笑，融进了七十年代末山村的年味里。

墙上的年画里，胖娃娃还在抱着鲤鱼笑，穆桂英的枪尖依旧闪着光。它们就像一个个鲜活的符号，把那个年代的淳朴与热闹，连同剪窗花的指尖温度、爆竹的硝烟气息，都牢牢印在了岁月里，成了心底最暖的中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