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农村那“4种野味”吗？以前很常见，为何现在见不到了？

2019年深秋，广西边境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夜色如同浓墨，将连绵的喀斯特山峰晕染成一片沉默的剪影。

“山珍阁”的霓虹灯在湿漉漉的空气中闪烁，光线模糊，像一个疲惫的梦。

包厢里，觥筹交错，瓷器碰撞的声音清脆而遥远。食客们谈笑风生，话题围绕着今晚那道压轴的“秘制龙汤”，据说汤底用的是一种“活了上百年的神物”，能滋补元气，延年益寿。

没有人注意到，餐厅外，数十名森林公安和武警官兵已经悄无声息地封锁了所有出口。

凌晨一点零三分，行动开始。

厚重的雕花木门被猛然撞开，喧嚣戛然而止。食客们惊愕的表情凝固在脸上，手中的象牙筷子“当啷”一声掉在描金的骨瓷盘上。

真正的风暴中心在后厨。

一股浓重的腥味与香料的霸道气味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热气蒸腾中，一个巨大的汤锅仍在炉火上“咕嘟”作响，乳白色的汤汁翻滚着，散发出异样的鲜甜。

一名年轻的警员用铁勺在锅里搅动，捞起的却不是寻常的骨肉。那是一段布满疣粒的深褐色皮肤，以及一段有着五根指头、酷似婴儿手臂的残肢。

在角落的一个铁笼里，蜷缩着另一个“它”。体长接近一米五，浑身覆盖着黏液，在手电筒的光柱下，它那双几乎退化的小眼睛，反射出微弱而绝望的光。它的呼吸沉重，偶尔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那声音，诡异地像极了婴儿的啼哭。

现场查获的物证清单上，赫然记录着：中国大鲵（俗称娃娃鱼），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活体2只，已屠宰部分约15公斤。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冰柜里冻僵的穿山甲、蛇类，以及一麻袋翅膀上还沾着稻谷香气的麻雀。

那晚的抓捕行动，只是一个庞大而血腥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链条上，被偶然剪断的一个微小线头。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一场饕餮盛宴背后的罪恶，更是一面折射出时代变迁的镜子。

镜子的另一面，是无数人逐渐模糊的童年记忆。那些曾经在田埂间、溪流里、屋檐下随处可见的生灵，它们究竟去了哪里？

为什么那片曾经喧闹的土地，如今变得如此寂静？

失落的喧嚣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天空是属于麻雀的。

它们是永恒的背景音，是飞翔的尘土，是无处不在的生命力。

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染红东方的天际线，成千上万只麻雀便会“轰”的一声从村头的老槐树上炸开，像一团褐色的云，瞬间席卷过每一片屋顶，每一寸田埂。

它们的叽喳声琐碎、急促而又连绵不绝，织成一张巨大的声音之网，笼罩着整个村庄的苏醒。

孩子们用弹弓追逐它们，老人们在晒谷场上挥舞着竹竿驱赶它们。它们偷食粮食，啄食果实，在人们的眼中，它们是“四害”之一，是必须被清除的敌人。

1958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除四害”运动，将这场人与鸟的战争推向了顶峰。

“全民总动员，誓将麻雀消灭完！”——这样的标语刷满了村庄的墙壁。

那是一场不计成本、不分昼夜的围剿。人们敲响脸盆、铁桶、所有能发出巨大声响的器物，制造出无休止的噪音，让麻雀得不到片刻的栖息，最终力竭坠地。孩子们被组织起来，举着绑着红布的长长竹竿，在田野里奔跑、呐喊，他们的任务是捅掉每一个能够得着的鸟窝。

据不完全统计，在运动的高峰期，仅北京一地，三天之内就捕杀了超过四十万只麻雀。而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天文级悲剧。

那时的天空，下着一场褐色的“雨”。

坠落的麻雀被孩子们用草绳串起来，像一串串战利品。它们被拔去羽毛，用火燎去细小的绒毛，露出瘦小但结实的身体。简单的盐和香料腌制过后，放在炭火上炙烤，油脂“滋滋”作响，散发出焦香的气味。

对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顿难得的“牙祭”。

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当最后一只麻雀的哀鸣消失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时，会发生什么。

答案很快揭晓。

1960年，失去了天敌的蝗虫、螟虫等害虫开始疯狂滋生。华北平原的农田里，遮天蔽日的蝗群像移动的乌云，所到之处，庄稼被啃食殆尽，只留下光秃秃的秸秆。

生态链上一个微小环节的断裂，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生物学家郑作新等人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通过解剖麻雀的嗉囊，用科学数据证明：麻雀在育雏期间，超过80%的食物是害虫。它们并非纯粹的“粮食盗贼”，而是一位勤恳的“田间卫士”。

最终，麻雀被从“四害”名单中移除，由臭虫取而代之。

但伤害已经造成，破碎的种群恢复起来，需要的时间远比摧毁它们要漫长得多。

而当人们的温饱问题逐渐解决后，另一种威胁又悄然而至。一些人开始怀念那种“童年的味道”，麻雀被冠以“天上人参”的名号，重新回到了某些餐厅的隐秘菜单上。张开在田野间的捕鸟网，变得比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锣鼓更加致命和高效。

如今，麻雀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依然是常见的鸟类，但那种成千上万只汇成“鸟浪”的壮观景象，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泛黄的黑白照片里。

天空，终究是变得空旷了。

深潭里的悲鸣

在湘西、贵州那些雾气缭绕的深山里，流传着关于“夜哭郎”的传说。

老人会告诫晚归的年轻人，如果在深夜听到山涧水潭中传来婴儿般的啼哭声，切莫靠近。那不是人类的婴孩，而是山中的精怪。

这“精怪”，就是中国大鲵，一种从恐龙时代幸存至今的古老生物。

它的学名是Andrias davidianus，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动物之一，有记录的最大个体长达1.8米，体重超过60公斤。它是有腿的，但它不是鱼。它用肺呼吸，皮肤也能辅助呼吸，但它必须生活在水质清澈、含氧量极高、温度常年低于20摄氏度的山涧溪流中。

这种苛刻的生存条件，赋予了它极为细腻、鲜美的肉质。

在七八十年代，对于靠山吃山的山民来说，娃娃鱼是自然慷慨的馈赠。在夜里，打着手电筒，沿着溪流的石缝寻找，并不算一件难事。一条几斤重的娃娃鱼，足以让一家人饱餐一顿。

“那时候，这东西不算稀奇，”一位年过七旬的张家界老猎人回忆道，“有时候大水过后，水库的泄洪口都能冲下来几条。我们只在嘴馋的时候搞一条，没人会天天去抓。”

真正的劫难，始于它被“发掘”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之后。

九十年代起，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高端食客开始追求新、奇、特的“野味”。娃娃鱼因其古老的出身、奇特的叫声和传说中的滋补功效，迅速被推上了“神坛”。

在一些沿海城市的高档餐厅里，一斤野生娃娃鱼的价格被炒到数千甚至上万元。

“吃一条娃娃鱼，等于买一台彩电。”——这样的说法在坊间流传。

巨大的利润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无数捕猎者涌入深山。他们不再是为了“打牙祭”，而是为了钱。电鱼、毒鱼、甚至用炸药，这些毁灭性的捕捞方式，将一条条溪流变成了大鲵的坟场。

捕猎者们用特制的铁钩，伸进大鲵栖息的石洞里，粗暴地将它们拖拽出来。在剧烈的挣扎中，它们光滑的皮肤被撕裂，骨骼被折断。被捕获的大鲵被装进缺氧的塑料桶里，经过长途颠簸，幸存下来的被送进餐厅的水箱，成为炫耀身份的活体菜单。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2004年将其评估为“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等级，这距离灭绝，只有一步之遥。

讽刺的是，当野生种群濒临崩溃时，娃娃鱼的人工养殖产业却蓬勃发展起来。

如今，市场上流通的娃娃鱼绝大多数来自养殖场。法律规定，子二代及以后的人工繁育个体可以进行商业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野生种?的盗猎压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些养殖场为了追求生长速度和产量，可能会使用近亲繁殖，导致养殖种群的基因多样性极低。更令人担忧的是，养殖个体一旦逃逸到野外，可能会与野?个体杂交，造成“基因污染”，稀释掉野生种群历经数亿年演化才形成的独特基因库。

这就像是往一杯陈年的美酒里，兑入了大量的工业酒精。酒还是酒，但灵魂已经荡然无存。

如今，你或许可以在餐厅里合法地品尝到娃娃鱼的滋味，但你再也无法在寂静的山谷里，听到那仿佛来自洪荒时代的、令人心悸的婴儿啼哭声了。

那声音，连同它所属的那个清澈世界，一同消逝了。

蛙声的沉默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辛弃疾的这句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声音与气味交融的、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对于很多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夏夜的蛙鸣，是童年最深刻的背景音乐。

那是生命的交响乐。

领唱的是虎纹蛙，它的叫声雄浑、响亮，如同闷鼓；伴奏的是黑斑蛙，它们的“呱呱”声清脆、密集，如同雨点；间或夹杂着泽蛙短促的“咯咯”声，和金线蛙如弹拨琴弦般的鸣叫。

这片蛙声，不仅仅是诗意的点缀，它更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器。

一只青蛙，一年能吃掉上万只害虫。它们是稻田的守护神，是天然的、无毒的“农药”。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它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田鸡。

这个名字，巧妙地将它从“益虫”的身份，拉入到了“食材”的阵营。鸡一样的口感，田野里的珍品，这个称呼本身就充满了诱惑。

爆炒田鸡、干锅田鸡、田鸡粥、涮火锅……鲜嫩的肉质，让它迅速成为夜市大排档和川湘菜馆里的热门菜品。

有买卖，就有杀害。

每当夜幕降临，头戴探照灯、腰挎蛇皮袋的捕蛙人，就成了田埂上、河沟边的幽灵。他们手中的长柄铁钳，精准而迅速地夹住一只又一只正在鸣叫的青蛙。

探照灯的强光射去，青蛙会瞬间“石化”，一动不动，这让抓捕变得异常容易。一个熟练的捕蛙人，一晚上能抓上百斤。

这些青蛙被收购商集中起来，运往各大城市的农贸市场和餐厅。在拥挤的网兜里，它们被挤压、踩踏，很多在运输途中就已经死去。

幸存下来的，则面临着被活生生剥皮的命运。

这场针对青狗的杀戮，规模之大，远超想象。据估算，中国每年被食用的青蛙数量，可能高达数十亿只。这是一个足以改变区域生态平衡的恐怖数字。

当蛙声渐渐稀疏，稻田里的害虫便开始猖獗。农民不得不喷洒更多的农药。这些农药不仅杀死了害虫，也毒害了土壤和水源，杀死了水里的蝌蚪和幸存的青蛙。

更糟糕的是，农药残留会通过食物链不断富集。青蛙吃了带毒的昆虫，蛇吃了带毒的青蛙，鹰吃了带毒的蛇……最终，这些毒素可能会回到人类自己的餐桌上。

这是一个完美的、自我毁灭的闭环。

如今，包括虎纹蛙（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斑蛙在内的多种蛙类，都已被列入保护名录。法律严禁捕捉、买卖和食用野生蛙类。

然而，在一些地方，偷捕和偷卖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

“呱呱”的叫声，曾是丰收的预告，是自然的歌唱。而现在，很多地方的夏夜，只剩下一片死寂。

我们用口腹之欲，亲手按下了自然的静音键。

甲背上的黄昏

甲鱼，学名中华鳖，是另一种与中国人的餐桌紧密相连的古老物种。

它背着一个深绿色的、革质的甲壳，边缘柔软，被称为“裙边”，是食客们眼中最精华的部分。

在过去，村边的小河、池塘、水田里，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夏日的午后，它们会悄悄爬上岸，在松软的沙土或泥地上晒太阳。它们的警惕性极高，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噗通”一声，闪电般地缩回水中，只留下一圈淡淡的涟漪。

抓甲鱼，是村里孩子的一项高难度挑战，也是一种运气的象征。

在河里摸鱼，如果能摸到一只滑溜溜、硬邦邦的甲鱼，那绝对是值得吹嘘一整天的事情。拿回家，交给母亲，一锅浓郁鲜美的甲鱼汤，是对这份运气的最好奖赏。

甲鱼汤，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被认为是滋补的圣品。

这种文化认知，也为它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大补”之物的需求日益旺盛。野生甲鱼因为其所谓的“野性”和更佳的口感，价格一路飙升。

专业的捕鳖人用上了各种工具：长柄的渔网、带倒刺的鱼钩、甚至特制的“甲鱼笼”。他们对甲鱼的习性了如指掌，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河流被一遍遍地“梳理”，池塘被一次次地排干。野生甲鱼的种群，在这样地毯式的搜捕下，迅速萎缩。

除了人为的捕捞，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给了它们最后一击。

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农药化肥，不断排入河流。曾经清澈的溪水，变得浑浊、发臭。甲鱼对水质虽然不如娃娃鱼那般挑剔，但也无法在重度污染的水体中生存。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许多季节性的小河、池塘提前干涸，甲鱼失去了产卵和栖息的场所。

当自然栖息地变得不再安全，餐桌上的需求又空前旺盛时，它们的命运便早已注定。

和娃娃鱼一样，甲鱼的人工养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现在我们餐桌上的甲鱼，99%以上都来自养殖场。温室养殖技术甚至可以让甲鱼在一年内就长到商品规格，而野生甲鱼需要三到五年。

这种速成的产品，满足了市场的巨大需求，但也让人们对“野生”的执念更加深重。

许多人坚信，只有在自然环境中、慢慢长大的甲鱼，才具有真正的营养价值和风味。这种执念，至今仍在驱动着黑市上对野生甲鱼的交易。

童年记忆里，那个在阳光下探头探脑、充满生命力的小东西，如今它的野生同类，正背负着沉重的甲壳，一步步走向物种的黄昏。

我们总在怀念过去，怀念那些“纯天然”的味道。

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我们对这些味道无休止的索取，才亲手终结了那个可以提供这些味道的时代。

我们吃的不是野味，而是正在消逝的自然本身。

这片土地上的生灵，曾与我们的祖先共存了千百年。它们的名字，出现在诗歌里，流传在民谣中，构成了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麻雀的喧闹，娃娃鱼的啼哭，青蛙的合唱，甲鱼的潜行……它们共同织就了一幅我们称之为“故乡”的生态画卷。

当这些声音和身影一个个消失，我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几种“野味”那么简单。

我们失去的是生态的平衡，是自然的馈赠，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那条脆弱的生命之链。

真正的“山珍”，不是那些被端上餐桌的珍稀血肉，而是那座依然有虎啸猿啼、鸟唱蛙鸣的、完整的、生机勃勃的大山。

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自己那份日益稀薄的、关于家园的完整记忆。

这或许，比任何一道“秘制龙汤”都更加滋补。